若智能汽車逼你放棄個人隱私，從嗎？

　　【太平洋汽車網 技術頻道】7月4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核實了“滴滴出行”APP存在嚴重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的問題，并依法下架了滴滴APP。

　　如今還有很多細節未坐實或者未公布，筆者不想就這個大事件進行過多的猜測（讓子彈先飛一會兒），只想就汽車圈媒體人的角度，聊聊智能化時代的隱私問題。

　　此前特斯拉被爆使用車內攝像頭監控車主一事之后，又因車外攝像頭被各地機關單位拒之門外。然而這兩組傳感器并非特斯拉特有，卻因特斯拉是出頭鳥而被輿論打了一個準。拋開品牌，所有智能汽車都離不開車內與車外攝像頭傳感器，這卻涉及到個人的隱私和集體（國家）的隱私，為何現在準生產、準售賣，又不準使用了呢？

　　為何中國ZF要求特斯拉必須把數據中心建設在大陸境內呢？

　　個中緣由，后文一一剖析。基于技術層面的解讀會比較悶，筆者改個更有趣的方式聊，咱們探討隱私的得失有何利弊。

　　今天的文章縮減至4000字，希望能在更短時間內讓大家了解我們的隱私目前面臨的嚴峻問題。

　　在《創世紀》這一章當中，吃了善惡果的人類知道了羞恥，便用無花果樹的葉子給自己編織了遮羞的裙。雖是公元前的寓言，卻很形象地將“個人隱私”的起源文學化了。

　　學會用魚刺做針的古人，將動物皮縫在了一起，幫助他們北上西伯利亞、渡過白令海峽、走向北美洲，一路漁獵到達南美。從這時候開始，懂得群策群力、有明確作戰計劃、會集體發動突襲的人，已經與動物完全劃清了界限，同等數量的中型猛獸再也干不過人類。

　　原始的作戰計劃很可能是第一批“集體隱私”。

　　在古代，一個國家的地圖是極為重要的集體隱私，當年荊軻刺秦王就是獻上燕國地圖才獲得了覲見機會。地圖被行刺失敗的荊軻泄密給秦國之后，燕國也隨之滅亡了。

　　十幾年前筆者還在讀高中的時候，女同學走夜路去地鐵站都要找男同學帶著裁紙刀護送，冒早戀風險都好過冒著被飛車賊搶劫的風險。如今，城市各個角落都是攝像頭，我們舍棄了個人的一部分隱私，獲取了個人的安全保護。

　　托馬斯·霍布斯、約翰·洛克、讓-雅克·盧梭在研究社會契約時都表示：個人會舍棄一些權利讓渡給集體，來獲取集體（人造政治體）給予的服務與保護。

　　無論海外NGO怎么抨擊中國幾億個監控攝像頭，我們的人生財產安全都著實被保護了。至少到這一刻為止，我們都確認這些由ZF部門掌控的天網是用來保護好人的。

　　然而企業不是公益機構，資本天生是逐利的（滴滴你怎么看？），尼德蘭銀行貸款給英國，幫助英國人滅了祖國荷蘭；晉商走私物資給滿人（最近盧彥祖也聊了），幫助滿人滅了祖國大明。

　　如何讓從不自律的資本守住我們個人和集體的隱私，便是本文要討論的最大矛盾點。

　　大家應該都明白“人肉”這個詞在互聯網時代的的新意思，網民通過人工扒搜索引擎的信息來找到特定個人的隱私信息，很多網絡暴力都基于這種不道德的行為。

　　資深互聯網工作者應該都知道“撞庫”，不自律的互聯網企業泄露出一批個人信息和密碼之后，黑產參與者就拿去登陸其他網站，個人總有中招的概率在。

　　互聯網參與者都懂自律的話，要網警干嘛。

　　說這些，是因為我們今天要討論一個問題——個人隱私數據應該“去中心化”還是“中心化”？

　　小時候見過有一種帶鑰匙和鎖的日記本，這是一種典型的“去中心化”隱私儲存介質，它不被存儲于個人之外的任何地方。

　　iCloud就是一種典型的“中心化”隱私儲存介質，你上傳資料上去分分鐘全世界都知道了，蘋果的云儲存服務已經整出了一大批艷照門。黑客們是攔不住的：我知錯了，下次還敢。

　　再比如，玩紅警2單機游戲，這就是“去中心化”的，拔了網線照樣耍；玩吃雞游戲，這就是“中心化”的，服務器并不在你家。

　　在互聯網時代，數據并非不能“去中心化”。斯諾登的《永久記錄》中就提到過，90年代的時候，企業的臟手還沒伸進網絡，當時在美國風行的BBS給了他很多的絕妙經歷，人可以隱姓埋名在網絡上討論各種事情。如果你的意見在BBS上惹了眾怒，“你還能換個昵稱，戴上另一副面具，一切就能重來”。

　　那時候的網絡是沒有記憶的，因為它已是互聯網，但更趨向于“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的網絡是對隱私而言是相對安全的。

　　簡單來說，圣人是不存在的，每個人都會在網上瀏覽過或多或少的不希望被公開知曉的東西，有些足以在嚴苛的法律體系面前被定個罪。試想，如果一個人，每天瀏覽的、購買的、分享的網絡信息都是公開化的，那么這個人可能就不再有網癮了，磁爆步兵楊教授也要失業了。

　　舉個例子，如果你家所有電器都是聯網的智能電器，打疫苗之后遵醫囑是不能喝酒的，但你打開冰箱喝了一口，醫院立刻給你發出了警告，并清零了你的這個月醫保統籌金額；健身教練說你最近不能吃油膩的和甜的，結果你打開冰箱吃了一根鐘薛高還大罵這冰棍貴得坑人，結果健身教練立刻發郵件告訴你下次買課要貴1200元，緊接著鐘薛高發律師函告你詆毀。

　　數據如此“中心化”的智能生活，你還過嗎？

　　早上我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用遨游瀏覽器搜索了理想汽車的傳感器布局，晚上回家打開某個APP我就看到了理想的廣告精準推送。

　　網絡變得有記憶，甚至是永久記憶。我們用自己的所有聯網的行徑，在培訓一個專門“服務”（監控）我們的機器人程序。

　　不信？刷抖音刷頭條一時爽，你沒發現閱讀面越來越窄了吧？因為精準推送會找到你習慣閱讀的內容，你的知識架構會變得越來越脆弱，人的辯證思考能力跳水。利用你的隱私來反向培訓一個聽指揮下單購物的愣腦袋，這就是“Dark Side of the AI”——人工智能的黑暗面。

　　更有甚者，國內有文章指出，我們在聊天的時候，手機可能就在偷偷搜集我們的聊天內容，以便精確推送商品給我們。問題來了，未脫敏的個人隱私數據被搜集起來，就不違法嗎？

　　斯諾登出逃也是因為他發現了“中心化”的美國情報網絡。因此數據的“中心化”，從不自律的美軍可以知道遠在某國的某個人，他的銀行賬號、他的學籍、他的通訊記錄、他的犯罪記錄、他的關系網絡，進而對他進行精確打擊。

　　那么，為什么這些根本沒啥戰斗力的車外攝像頭，會成為中國ZF在敏感地區禁止出現的傳感器呢？

　　因為，諜戰跟電視劇上面的那些根本不同，沒有007和邦女郎，甚至沒有監聽器和PPK，間諜可能就是你身邊的一個APP、一個小商販，或者一臺智能汽車。

　　我舉兩個不精準的例子哈，A去當了間諜，去郊區查看通往城市的供水管有多粗，基本就能知道這座城市有多少人口了，A甚至不用進城。再看看變壓站多大功率的，一共多少條高壓線路，根據當地的夏季氣溫極限，就能大概知道電網能供給多少萬人使用。

　　因為智能汽車的數據會輸送到云端，因此包括特斯拉、蔚來、威馬在內的一切智能汽車，其車外攝像頭都有“侵犯集體隱私的可能性”，車內攝像頭則有“侵犯個人隱私的可能性”。即使不上傳云端，智能汽車硬盤中留存的數據，也能給你做大數據分析。

　　互聯網互聯網，萬物互聯，很多計算都交給“云”來做，“云”就是一個中央集權的東西。

　　在“云”的監控之下，人無完人，每個人都總可能有道德層面上的缺陷，總有經不起法律法規道德倫理推敲的小動作。

　　你瀏覽的東西、下單的東西、聽過的歌、導過的航，甚至說過的話，都會被數字化工具永久記錄下來。“中心化”的大數據系統可以搜集海量的傳感器數據到服務器進行分析，進而統計用戶習慣與喜惡，更好地服務用戶群體。

　　在自動駕駛領域，這種思路其實非常好，消費者是有巨大獲益的。駕駛者數據可以幫助訓練神經網絡，讓車子變得更加聰明與可靠，而數據在你自己手上沒有價值，在互聯網企業手上才是大寶貝。

　　正因如此，互聯網造車新勢力都用盡了方法搜集用戶大數據，這樣子才能更快地訓練出更加完美的自動駕駛系統與智能座艙。

　　因為風險投資公司對資金回報期的苛刻要求，現在多少造車新勢力的研發思路就是2年拿出一臺新車，造了一半直接上市，拿消費者做人肉測試，數據回籠再改進，OTA更新車輛，用血的教訓把另一半“造出來”。

　　你想5年造一臺車？風投早就撤資了，你自己造著玩吧。這種情況，做個不恰當的類比，有點類似歐美藥廠默認允許印度仿制他們未上市的藥物，在印度窮人群體中做人體測試，拿到試驗結果后再上市給歐美白人使用，倫理道德風險非常大。

　　除了數據泄露風險之外，還有法律責任的問題：L1和L2出刮蹭甚至死亡事故都是駕駛者全責，L3是跟車企分擔責任，L4和L5由車企全責。所以現在很多造車新勢力會將法律上定義為L2的自動駕駛系統，在宣傳上徹底放開手定位到L3去，得到商業利益最大化的同時還能在任何自動駕駛事故面前逃脫責任。

　　然而智能汽車消費者對駕駛數據被上傳和利用的感知是很低的，就如剛剛所說，駕駛者數據在用戶端沒任何價值，而當前消費者更關注個人隱私是否被車企所利用。畢竟，在汽車剛剛銷售給你的那一刻開始，你的個人信息就已被經銷商員工給賣了……這種全程被商家監控的感覺并不好受。

　　只是，這個論題暫時是無解的。我們只能說這臺智能汽車有出賣你的潛力，做不做只能看車企的道德水平。

　　最近我在華農門口的一家打印店處理文件，一位同學打電話給店主說能不能幫他找回之前來這打印過的論文電子版，店主一口回絕了，并表示：我們從來不會保存學生的論文，我們擔當不起論文泄露的風險！你的論文是找不回了。

　　這是一個悲傷的故事，對于學生而言。這也是一個振奮的故事，如此自律的商家已經很少見了。

　　智能時代一定會來臨，互聯是必然趨勢，我們沒必要因噎廢食。

　　我們現在要解決的問題是，我們有沒辦法讓監管機構出面去規范這些手握各種用戶個人隱私的企業，讓他們在違反職業道德的情況下付出慘痛代價。來自政府的嚴格監管不可缺席，且不可遲到太多。

　　《智能網聯汽車生產企業及產品準入管理指南（試行）》已在今年4月公開征集社會意見，規范化的智能汽車市場規則已經離我們不遠了。至于這次滴滴事件，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管轄的事情，筆者這么一個小小的媒體人在此就不多作評價了。

　　我們再次回到托馬斯·霍布斯、約翰·洛克、讓-雅克·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題上面來：個人舍棄一些權利讓渡給企業，來獲取企業給予的服務與保護，這是可以接受的。但若“保護”變成了“惡意利用”，問題就非常大了。

　　模糊化的大數據可以為我們提供更好的智能化服務，但資本從來不希望大數據被模糊化，因為只有包含人口統計學特征的精準數據才能讓它們更精準地投放和盈利。

　　對待如此不自律的資本，法律必須對應有足夠嚴苛的懲罰。互聯網從來不是法外之地。

（圖/文/攝：太平洋汽車網 黃恒樂）